古希腊和雅典有什么关系（希腊和雅典的关系）

古代希腊人和犹太人的接触始于公元前330年前后亚历山大入侵犹地亚地区，在两族人民的初次接触中，双方呈现出一种对立关系。希腊人以“侵略者”的身份进入犹太人的世界，曾多次大规模驱逐犹太人，两个民族在历史上的交往并不友好。

现代希腊国家建立后，对犹太人采取了歧视与同化的政策，导致双方数次发生暴力对抗事件，紧张关系加剧。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希腊政府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其对犹太人的政策，坚决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性，在阿以冲突中倒向阿拉伯国家。

直到1967年希腊军方发动政变，开始了军事独裁统治。由于军政府依靠美国，这一时期的希以关系在美国的影响下有所缓和。但不久，1974年希腊国内爆发起义，推翻军政府，泛希腊社运党领导新政府试图摆脱美国对希腊的控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随之恶化。

直到1979年希腊加入欧盟，其中东政策愈来愈多地受到西方欧洲国家的影响，亲阿拉伯国家的立场逐渐淡化，对以色列的态度则日渐由冷转热。

希腊人和犹太人都是来自地中海地区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两个古老的民族从自然到社会方面都存在着诸多共性，具体表现为悠久的民族历史、争强好斗的民族性格、受他国驱逐的历史记忆和商业文化繁荣的社会特征。

然而，相似的民族特性也未能缔造友好和睦的关系，这是由于两族人民的历史交往本就建立在侵略扩张的基础之上。并且由于外貌和语言的相似(当时的希伯来人在商贸中大都可熟练地使用阿拉姆语)，犹太人的民族性并不凸显，希腊人将其统一视为巴比伦人。直到亚历山大入侵巴勒斯坦地区，希腊人成为了犹太人的统治者。

作为入侵者的希腊人与当地犹太人的关系实际上是对立的，二者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不平等关系。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攻占巴勒斯坦，犹太人曾发起过多次大规模的反抗罗马人统治的起义，均被无情镇压。

公元135年，犹太人最后一次起义失败。在这百余年间，罗马统治者杀了数百万犹太人，还将少数的幸存者也驱逐出了巴勒斯坦。至此，犹太人在他们祖先的国土上成为了少数民族，甚至那些人口最为稠密的定居点也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由此可见，两个民族的历史交往是从流血冲突中开始的，消极的记忆为两族人民的交往蒙上了历史的阴影。

此后，犹太人流散于世界各地。其中，流散于巴尔干半岛的所谓的罗马犹太人一直居住在以希腊人为主体的地区，这些犹太人建立了一些欧洲最古老的犹太人定居点，如希腊伊庇鲁斯地区的约阿尼纳社区等。

值得注意的是，15世纪末，被驱逐出伊比利亚半岛的犹太人进入奥斯曼帝国，在希腊境内的萨洛尼卡(Thessaloniki）建立了一个犹太社区。

到16世纪中叶，萨洛尼卡的犹太人口达到了该市居民的半数之多，形成了早期现代世界最大的犹太人社区之一。这座城市的商业和文化都十分繁荣，不仅成为了拉比学习传诵犹太教教义的中心，而且还是早期现代希伯来语文献的出版中心。

进入20世纪，希腊政府再一次指控犹太人拥护奥斯曼帝国统治，对犹太人采取歧视措施和同化的政策:一方面，在萨洛尼卡加强政府监管力度，暴力镇压当地犹太人;另一方面则强制当地犹太人学习并使用希腊语言和律法。

双方矛盾不断升级，萨洛尼卡的犹太特性也逐渐衰落。总而言之，历史上希腊人和犹太人的关系一直不甚友好，犹太人在希腊人的固有印象中具有十分消极的形象，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未来希腊对以色列政策的制定。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希腊和以色列双边关系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至1967年为两国关系的低潮期。希腊自以色列建国以来便秉持亲阿拉伯国家的中东政策，在巴以冲突、阿以冲突等重大问题中均反对以色列。这一时期希腊与以色列的交往较少，两国关系停滞不前。

第二，1967年至1979年，受希腊国内领导层更迭的影响，希以关系整体上趋于恶化。

第三，1979年至21世纪初，希以关系有所缓和。在此阶段内，希腊与以色列将两国外交关系级别由代表级提升至大使级，并在经济贸易、军事演习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进行了一定的交流合作。

第四，21世纪初至今是希以关系的全面发展时期。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的破裂，在国际社会不稳定和地区局势动荡的双重作用下，希腊和以色列走向了合作，两国关系就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时期。

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希腊与以色列的关系经历了近20年的低潮期。虽然希腊人和犹太人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受迫害，有着共同的惨痛经历。但两国在各自的利益关切上矛盾突出。这一时期，希腊政府在阿拉伯世界存在着迫切的利益需求。

希腊一系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积极接触以及与之如此种种的亲密互动都一再拉远了其与以色列的距离。然而，以色列出于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支持土耳其，这便触犯了希腊的利益关切。

需要注意的是，以色列建国初期曾积极争取希腊的支持，却并未得到后者的积极回应。时任以色列总理本一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在对以色列未来安全规划的需求中指出:

以色列的安全重点需落实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保证强有力的军事威肋、;二是加强与近东国家和人民的联系。他认为，希腊作为欧洲的东部入口，在以色列安全防御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比雷埃夫斯港和雅典机场都是以色列通往欧洲的重要通道。

有鉴于此，以色列曾积极争取希腊方面的支持，并欲与之达成合作。例如，1949年，以色列驻希腊代表团主动表示愿意接收希腊共产主义犹太囚犯，而希腊政府正有意剥夺其公民身份并驱逐出境，以色列对他们的接收正中希腊人下怀。

并且，以色列政府承诺对这些犹太囚犯严格管控，禁止他们离开以色列并严防其重新加入叛军队伍。以色列欲意借此向希腊发出友好合作的信号，但希腊当局对此反应十分消极。希腊政府并未因此事对其亲阿拉伯外交政策有一丝转圈。

在美国的调和下，希腊和以色列在某些问题上进行了一定的磋商，如1952年希以两国在美国大使馆讨论了希腊犹太社区的相关事务以及美国侨民的经济援助金额等问题。

但其作用空间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产生的影响较小，希腊并未因此在实质性问题上转变对以色列的态度。希腊政府的长期冷漠逐渐消磨了以色列的热情，以色列对希腊的态度也从积极争取转向公开对抗。这一转变突出表现为以色列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完全倒向支持土耳其，并称希腊为“以色列的敌人”。

只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希以关系虽略有波动，但总体上处于低潮期，两国间的直接接触少之甚少，有限的接触也以消极接触为主，主要体现在国际层面上对某一国际事件(如巴以冲突)或某国态度的合作与冲突之上。

1967—1979年为希腊军政府统治时期，此时的希以关系略有缓和，似乎呈现出一种回暖之势。但好景不长，随着希腊国内政局的演变，两国关系的缓和之势逐渐消失，反而进一步趋于恶化。

1967年春，希腊陆军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建立希腊军政府，奉行与美国更为紧密的外交政策。在美国的压力下，希腊军政府采取了更为平衡的中东政策，希以关系在这一时期有所缓和。

1974年7月，希腊军政府倒台。此时，希腊社会动荡，人民对内要求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对外则呼吁政府摆脱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控制，“退出北约”、“撤销美国在希腊的军事基地”以及“不要欧洲共同体”等口号一时之间传遍希腊的大街小巷。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希腊开始适度与以色列接触，两国关系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1981年10月，泛希腊社会运动党领袖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Andreas Papandreou)当选总统，他表面上打出独立、反美以及亲阿拉伯的旗帜，实则却允许美国在希腊的租借地上修建军事设施。

在此背景下，希腊虽然在公开场合仍对以色列持反对态度，但两国却在低政治领域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希以关系有所缓和。如1983年，帕潘德里欧虽然公开批评以色列发动黎巴嫩战争的行为,但两国同时也在科技和文化领域展开了一定程度的交流合作。

与此同时，经历连续战败的阿拉伯国家内部分裂之势日趋凸显，以色列也元气大伤，双方开始谋求以谈判的手段解决阿以冲突。在此背景之下，美国积极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进程，促成了1991年的阿以和谈以及1993年《奥斯陆协定》的签署，客观上缓和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阿以关系的缓和为希以关系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与此同时，以色列和土耳其日益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军事合作—也引发了希腊的担忧。由此，在国际和地区局势的双重变化与压力之下，希腊出于谋求经济利益、制衡土耳其以及获取以色列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游说美国等的目的，开始向以色列伸出合作之手。

这标志着希腊第一次主动公开谋求与以色列关系的建立，希以关系正式破冰。这次事件成为了两国合作的起点，两国逐步展开了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在政治领域内，希以两国高层开始互访。

综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希腊的中东政策趋于平衡，其外交政策更具务实性。希以关系在这一时期有所缓和，但表现出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两国间的合作仅限于低政治领域，触及高政治领域的问题则束之高阁。

另一方面，双方既没有发表任何共同政治倡议、协议中的军事演习也一再推迟，经济互补性和可发展性还未找到关键突破口，双边贸易额的提升幅度较小。总的来讲，希腊与以色列关系的发展仍十分有限，没有任何实质上的合作。双方只是在不断地试探，却又都不肯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其双边关系的突破还需要更加成熟的历史条件。